今年5月，空姐顺风车遇害事件后，滴滴对顺风车业务进行了整改，结果仅仅3个月，又发生了乐清顺风车事件。作为共享经济硕果仅存的跟共享多少还沾点边的一项业务，顺风车的前景也因此变得一片黯淡。

专车、快车早就不能算是共享经济了，政府称之为“网约车”，起码现阶段还算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各地政府在收紧网约车的监管尺度和准入限制的同时，大多把顺风车排除在网约车之外。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表态，即政府支持对社会资源的非经营性的合理利用。两人以上合乘一辆车，肯定比只有司机没有乘客的出行方式要更合理、更环保、更有利于社会。

有些国家规定，小轿车进入某些城市中心区域，除司机外，必须搭载一名以上的乘客，也是出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减轻道路拥堵的考虑。社会资源的共享使用，对社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顺风车，就其本意来说，应该算是符合共享经济定义的一种共享出行模式，车主、乘客、城市和交通监管者，相关各方都可以从顺风车模式中受益。此外，受益者中还应该加上顺风车供需撮合平台，比如滴滴顺风车、嘀嗒出行、高德地图顺风车等。

由于各地政府对顺风车实际上采取鼓励或者不限制的政策，这让在专车和快车业务上饱受政策蹂躏的出行平台，对顺风车寄予了不小的期望。顺风车尽管从单量上还没法跟网约车相比，但这一业务的超高增速，以及更加低廉的经营成本，让一些商业公司愿意投下重注。

这就带来了问题。本来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服务，现在却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商业意图，渐渐地顺风车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就像滴滴刚推出专车服务，Uber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一样，一些车主愿意在业余时间拉个活，体验一下共享经济的新奇，顺便赚点小钱。但在资本和商业的强力推动之下，业余拉活的人越来越少，职业司机越来越多。

两年前，我在《分享经济的边界》一文中讨论过这种由个人共享资源开始，快速走过共享的边界，进入职业化的现象。简而言之，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共享，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这倒不见得一定是坏事，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职业分工史。开始，你的职业是农民，后来又细分为菜农，再后来可能只是专职种西红柿的农民。专业化分工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当企业开始用经济手段推进顺风车市场的规模，最积极响应的并不是那些真心想要分享私家车座位的人，而是一大批想要借此谋生的人。所以，顺风车的火热并不是一个公益现象或者环保现象，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商业现象，跟几年前的专车、快车的火热区别并不大。

政府和企业在顺风车的监管上，都假设这是一种互利的顺路合乘行为，因此不应该用管理职业化的经营性载客的手段来限制顺风车。没错，我和一位邻居约定，每天上班时顺道拉他去他的公司，政府应该乐见这样的事情，而不应该用京籍京牌排量轴距这些条条框框来变相地扼杀顺风车。

如果顺风车真的都是顺路合乘行为，这样宽松的监管我认为是合适的。我甚至认为，滴滴顺风车和嘀嗒顺风车鼓励车主跟搭车人社交、约会，鼓励搭车人坐到前排座位上，都是正常的、礼貌的、合乎情理的。你搭朋友的车去上班，却要像打专车一样坐到后排，你的朋友会觉得自己成了你的司机，而你本人也会不舒服。

可问题是，那个天天开车送你去公司的人，压根是一个以此谋生的专职司机。5月份空姐事件之前，滴滴顺风车司机每天最多可以接15单。这样的顺风车，还有多少“顺风”可言？

但对顺风车的经营者来说，是不是真“顺风”其实完全不重要，更多的人来开，更多的人来坐，供需两旺，增速喜人，就足以证明这个市场存在，并且重要。没人去追究，这个市场有多少是真实的顺风车市场，有多少实际上是更加廉价并且低门槛的网约车市场。

一些顺风车平台将跨城顺风车当做一个新的增长点，大力鼓励司机跨城载客，鼓励乘客用跨城顺风车来解决城际交通和短途旅游的需求。因此，跨城顺风车就真的如期爆发了。一些顺风车司机说，跨城顺风车的单很难抢，有人甚至用外挂抢单。你看，这跟专车、快车的早期是一样一样的。

有人说，为什么出事的总是滴滴？别天真了，没有一个顺风车平台是绝对安全的，只不过其他的都比滴滴小太多而已，出事的概率是一样的。

对顺风车平台来说，顺风车是一个生意，或者说顺风车是一个穿着公益外衣的生意。对顺风车司机来说，顺风车同样是一个生意，一个更少监管、更低准入门槛、更有利可图的生意。最终，顺风车就成了一个雷区，爆只是时间问题。

出了事，政府仅仅去约谈、去惩罚顺风车企业，是无济于事的。归根结底，是政府对网约车过度的、不合理的监管，逼迫企业在网约车之外寻找商业机会。同时，政府对网约车和司机的硬性限制，对网约车的“严打”，也在逼迫网约车司机去开顺风车，甚至黑车。

此次乐清事件之后，如果政府选择把顺风车也纳入网约车的管理范畴，和专车、快车一样对司机、车辆设限，结果可能会更糟。

政府真正该做的，是把卡在网约车脖子上的手拿开，让网约车以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发展，同时，严格限制顺风车的盈利可能，让商业归商业，公益归公益，或许，顺风车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