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医疗、科学和社会都不断进步的黄金时代。瞧瞧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二十年前，互联网只是适合一群极客们把玩的嘎吱作响的老朽机器。如今，我们不敢想象没有网络的生活会是怎样。我们也即将迎来一个个医学上的突破，而这些突破就算在仅仅半个世纪前，都还像魔术一样：克隆器官，修复DNA的干细胞疗法。甚至是现在，在一些富有国家，人们的寿命以每天5小时的速度延长。每天5小时！显然，长生不老什么的，已经不远了。

普遍认为，21世纪是一个一切都在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种观点如此主流，以至于谁要是敢质疑它，就似乎显得简单粗暴。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读到有关癌症患者看到“新希望”的报道，或是实验室里的新进展可能带来新的疗法，亦或是我们进入了空间旅行的新时代，超音速喷气式飞机能在几小时内绕地球飞行一周。但只要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种对创新规模空前进步的想象不可能完全合理，很多扣人心弦的关于人类进步的报道实际上只是大肆宣扬、推测——甚至是空想。

然而，在曾经的某个年代，推测可以变成现实。但这种情况在40多年前就戛然而止了。从那以后所发生的，只不过是在原有进步的基础上叠加式的改善。那个真正属于创新的年代——我称之为“黄金25年”——大约是从1945年到1971年。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定义了现代世界的东西，要么已经形成，要么正在萌芽。避孕药，电子设备，电脑和互联网的诞生，核电，电视机，抗生素，太空旅行，民权。

当然还有更多。女权主义，青少年问题，农业的“绿色革命”，非殖民化，流行音乐，大众航空，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兴起，便宜而又安全可靠的汽车，高速铁路。我们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击败了天花，发现了生命的双螺旋基因。“黄金25年”是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特殊时期，创新发展的速度之惊人，就像是用了赛车燃油和双锂晶体混合燃料的引擎。
如今，对进步的定义几乎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上由消费驱动的、通常平庸乏味的一些改善。在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的《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2011）中，他论证道，至少在美国，技术发展已经进入稳定期。的确，今天我们的手机如此强大，但这跟消灭天花或是8小时内飞越大西洋，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就如美国技术学家彼得·泰尔说过的，“曾经我们想要能飞的汽车，今天我们得到的只是能输入140个字母的推特”。

而经济学家会从财富增长的角度去描述那个了不起的时期。二战结束后，迎来了25年左右的经济繁荣，欧美的人均GDP飙升。各大行业巨头从日本的废墟中崛起。德国经历了自己的经济奇迹。甚至连共产主义世界也富裕起来。这种增长要归功于战后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及低油价、人口增长和“冷战”期间高昂军费等各种因素的美妙结合。

但与此同时，还有人类聪明才智的井喷和社会的巨大变迁。对这一点的评论较少，可能因为太显而易见了，或可能被简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目睹了最重要的科技发展：如果你是一名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或材料科学家，再也不会有比在那个时代工作更幸福的事了。但我们也目睹了社会态度的一些转变，任何一点点改变都影响深远。即便在1945年前最开化的社会时期，对于种族、性、女权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十分老朽的了。到了1971年，这些过时的偏见已经处于下风。简单来说，世界已经变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些真的算是进步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吧。抬头看看天空，你看到的飞机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飞机的更新版——只不过比洛克希德三星客机噪音更低，所用航空电子设备更好。1971年，一架普通班机从伦敦飞往纽约需要8小时，今天依然需要这么久。而在1971年，曾经有趟航班能在3小时内飞完这条航线；如今，协和式飞机已退役。我们的汽车也比1971年时变得更快、更安全、耗油更少，但并没有什么范式上的变革。

的确，我们也活得更长了，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并非缘于任何近期的突破。自1970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了一千多亿美元用于尼克松总统所谓的“抗癌战”。而全球范围的投入就更多了，大多数富有国家因拥有资金充裕的癌症研究机构而感到自豪。尽管投入了这么多亿，这场战争最终却沦为一次彻底的失败。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在1950-2005年期间，美国各种癌症死亡率仅下降了5%。即便你剔除一些令人混淆的变量，如年龄（更多人活得更久，意味着他们在有生之年总会有机会患癌症的）、更好的诊断，但赤裸裸的现实就是，对于大多数癌症，你在2014年患癌症的几率相比于1974年而言，并没有降低多少。而且大多数时候，你所获得的治疗也跟原来差不多。

在过去20年，作为一名科学作家，我写过许多了不起的医学进步，如基因疗法、克隆器官移植、干细胞疗法、寿命延长技术，以及基因组学和个体化治疗所承诺的一些附加成果。以上任何一种治疗都仍未成为常规性手段。瘫痪病人仍无法走路，盲人仍未重见光明。人类基因组在将近15年前就已被破解（这是“黄金25年”之后的胜利之一），而如今我们仍然在等待那些在当时声称“十年之后”就能看见的好处。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治疗慢性上瘾或痴呆症。根据我采访的一位杰出的英国精神病学家所说，精神病药物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安慰剂不断改进的历史”。而且有关人类寿命的一些最新进展，也只不过是让人们戒烟、健康饮食、喝降压药等这类权宜之计。

自“黄金25年”之后就再没出现过新的“绿色革命”。我们仍然开的是钢制汽车，烧的是汽油，甚至更糟糕——柴油。自“黄金25年”中在塑料、半导体、新合金和合成材料等方面的进步后，就再没有新的材料革命。在20世纪早中期令人应接不暇的突破后，物理学似乎就停滞不前（希格斯粒子除外）。弦理论显然是让爱因斯坦和量子世界和解的最大希望，但是目前为止，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一理论是否能被验证。而且距人类上一次登月已经有42年了。

为什么人类停止进步了？而就进步而言，又为何能在二战的余烬中开始？

一个解释是，“黄金年代”的出现缘于经济增长以及二战带来的技术上的意外收获。毋庸置疑的是，战争加速了一些可武器化的技术发展和医学进步。若没有德裔航空工程师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他的V-2弹道导弹，阿波罗太空计划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青霉素、喷气发动机、甚至核弹，都是在二战打响之前就已经在研发中了，所以这些是不管怎样都会有的。

战争冲突通常会刺激创新，那么冷战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没有冷战，我们也许永远到不了月球。但总要有人为一切付出代价。20世纪70年代，随着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随后爆发的石油危机，经济繁荣结束。创新的大好时期也随之结束。可以说，就这么完了。

然而，也不是就这么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的衰退是暂时的，世界没用多久就走出了衰退。而且，就世界总产值来说，今天的世界比当时要富有2到3倍。现在要再造一个阿波罗号，再造一个协和号，或再来一场“绿色革命”，钱是绰绰有余的。那么，如果说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的飞速增长促进了创新的发展，那么为何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呢？

在《大停滞》中，科文认为人类停止了进步是因为“长得较低的果实”都已经被摘完了。这些果实包括开垦荒地、大众教育，以及技术专家们对19世纪的那些科学突破进一步挖掘的价值。我们所知道的1945-1970年间的进步，也有可能是类似这样好摘的果子，而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很难了。从20世纪30年代的螺旋桨飞机发展到60年代的喷气式飞机可能相对简单，而从今天的飞机再往前一步，就相对困难了。
但是历史表明，这种解释是异想天开。在历史中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常常容易进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期，只等着某个新发现将旧有的体系完全推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1900年，开尔文勋爵声称物理学已经基本上到头了，而几年后爱因斯坦就彻底证明他是错的。还有就是在20世纪开端，当人类还没弄明白如何开发出有动力装置的、但又比空气重的飞行器，且各方理论仍在相互挣扎时，怀特兄弟已经胜利了（当时没人预料到）。

这么说来，缺钱就不是创新停滞的理由了。而我们的钱怎么花的，可能才是根结所在。资本主义曾经是进步的巨大引擎。在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为我们造出了道路、铁路、蒸汽机和电报（可看作又一个黄金年代）。资本推动了工业革命。

如今，财富集中于一小撮精英手中。瑞士信贷今年10月的一项报告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世界一半的财富。而这是有后果的。首先，比起19世纪的慈善黄金年代来说，今天有更多需要超富阶层花钱的地方。在今天，存在于“富人星球”的超级游轮、跑车、私人飞机和其他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在卡耐基那一代人中根本不存在；尽管这些也的确是不错的享受，但不必要的物质奢侈并没有对人类知识的进步带来什么益处。并且，就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他的书《资本》(Capital, 2014)中所指出，如今钱生钱的力量，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人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坐享巨额财富积累时，就没多少动力去投资真正的创新了。

在黄金25年，世界经济强国中的不平等现象正在显著减少。在英国，这一趋势几年后就开始趋平，在1977年达到历史低点。是否可能因为平等和创新之间有一些关联？下面我们就来简要分析一下这种可能。

成功的定义已经逐渐变成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创造的财富，这样一来，进步的定义也不再是把事情做得更好，而是让事物尽可能快地过时，然后将迭代过程中最新的手机、汽车、操作系统卖到心甘情愿花钱尝鲜的市场。

特别是当股价几乎完全依赖于增长（而不是市场份额或利润），产品与生俱来的过时性成为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半个世纪前，电话、电视机、汽车的制造者之所以得以成功，是通过制造出顾客知道（或至少相信）能用很多年的产品。如今没有智能手机制造商会遵循这个标准；新的理想状态是让你的产品过时得越快越好。所以说，iPhone6的目的不是为了比iPhone5更好，而是让那些追求前沿的人买一个新的iPhone（并因此自我感觉良好）。在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渴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新形势，而荒谬的结果却是，真正的创新不同于它的营销代理，是受到阻碍的。在上世纪60年代，风投们非常愿意冒险，特别是对于新兴的电子科技。而现在他们变得更为保守了，只投资那些能对过往发展提供增量改进的创业企业。

但创新的停滞远不只因为不平等和资本的失败。

在黄金25年，我们目睹了在研究和创新上的公共支出迅速增长。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纳税人代替了19世纪伟大的风投家们。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阶段的几乎所有进步要么来源于税收支撑的大学，要么来源于民众运动。第一批电子计算机不是产于IBM的实验室，而是来自曼彻斯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大学。（就算是19世纪查尔斯·巴贝奇发明的分析机也是由英国政府直接资助的。）早期互联网产生于加州大学，而非贝尔公司或施乐公司。再之后，万维网不是兴起于苹果或微软公司，而是产生于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共机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简而言之，在医药、材料、航空和太空飞行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几乎都是由公共投资支撑的。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一直有一种设想，认为私营部门是最适合创新的地方。

过去40年的历史可能会让人对这一设想有所怀疑。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创造力发展的停滞就归罪于公共资金投入的减少。自黄金25年之末，总体上来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真正地或相对地增加了在研发上面的财政税收支出。那么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使得这些已经增长的投资没有产生更多的效益。

缺失的那块拼图是否可能是我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呢？话说，没有风险，就没有收获。黄金25年的很多成就在今天都是不可能被尝试的。由一场世界范围的疫苗运动开始的人类与天花的对抗，可能导致了几千人死亡，尽管同时也拯救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新药被迅速推向市场。并不是所有药都有效，其中一些（如，萨力多胺）还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总体结果却是一次医学上的繁荣，并为几百万人带来了福利。今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一种新药获得批准所需的时间，从上世纪60年代的8年之内，增加到90年代的将近13年。许多前景不错的新疗法现在需要20年或更久才得以投入市场。英国的一些医疗慈善机构和研究机构指责由欧盟主导的临床规定，说这些规定“扼杀了医学进步”。毫不夸张地说，在让医学变得更好的征途上，每天都有人因无法得到治疗而死去。

对其他领域而言，规避风险成为挡在面前的一座大山。1992年，瑞士遗传工程学家印戈·珀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发明了一种大米，这种大米的谷粒而不是叶子，含有大量维生素A。在发展中国家，维生素A的缺乏每年导致数以十万计的人失明或死亡。然而，由于反中央政府拨款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有充足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散播恐惧情绪的运动，使得世界没能看到这种大米的发明所带来的好处。

在能源领域，民用核技术的发展由于一系列引发全球关注的“灾难”而变得步履维艰，其中包括三哩岛核泄漏事故（无人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数十人丧生）。这些事故使得全世界中止了一切核能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若没被中止，那今天我们就可能有安全、低成本、低碳的能源了。而气候变化的危机，尽管可能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却是我们为40年来的风险规避所付出的代价。

几乎可以肯定，像阿波罗那样的项目不可能发生在当今世界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对飞往月球不感兴趣了，而是因为其中的风险——只要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宇航员会牺牲——都是不可接受的。波音公司在开发747的时候冒了巨大的风险，而波音747在上世纪60年代在五年内从图纸变为现实。它在现代的对等物——空客A380（只是比波音747稍大、稍慢），第一次试飞是在2005年，这已经是项目批准后的15年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50年前是普遍受人尊重的，那时人们还记得在青霉素、疫苗、现代牙医学、负担得起的汽车和电视出现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人们变得缺乏信任和多疑——我们只不过忘记了黄金25年之前的世界有多可怕。

至于战后社会态度发生的巨大转移，风险也在其中起了作用。那时的人们，通常是年轻人，已准备好去承担巨大的、可能是身体上的风险，去更正战前世界的错误。最早的民权运动者和反战者都面临着催泪弹或更严重的威胁。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面临着社会的嘲弄、媒体的赞许和敌对者的暴力。如今，映射着技术领域渐进的改变，社会进步常常一不小心陷入政治正确的死胡同。学生团体过去常常是不满、甚至革命的温床；而今天这群无比听话的年轻人更乐意去斟词酌句以免出格，或是将有违主流观点的争论扼杀于襁褓。40年前，蓬勃发展的媒体能充分体现言论自由，任何人就算对一朵花表示不满也无可厚非。而今天的社交媒体尽管披着民主的外衣，却似乎在强化一种胆怯拘束的言论风气，并鼓励群体思维。

但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算是技术进步不再那么白热化，而是稍微降温，那又怎样呢？总的来说，世界变得比曾经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更健康、更富有、更美好。近现代史略显阴沉，更远的历史就几乎是令人厌恶的了。正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一些人所认为，早在黄金25年之前很久，大多数社会的暴力程度都一直在减小，而且在黄金25年之后也一直在减弱。

我们的寿命更长了。民权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同性婚姻在全世界逐渐合法化，任何老旧的种族主义思想都会遭到嫌恶。2014年的世界比1971年的世界更好了。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目睹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技术成就。现代互联网是一个奇迹，在很多方面都比阿波罗号更加令人赞叹。或许我们失去了协和号，但是你飞越大西洋只需要花费几天的工资——真是不可思议。科幻小说对未来的畅想通常包含看似不可实现的宇宙飞船和飞行汽车，但就算在《银翼杀手》里2019年的洛杉矶，戴克也得从电话亭给瑞秋打电话。

不过今天的世界本可以变得更好。如果人类进步的速度从未减缓的话，我们本可以在今天就有能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清洁的核能可能已经终结了气候变化的威胁，遗传学的高明技术可能将廉价的健康食品送到了上亿底层人民的手中，癌症可能已经被人类所遏制。别再想着去月球开发居住地了。如果黄金25年能变成今天的“黄金世纪”的话，或许你手机里的电池不止撑上一天了呢。